漫漫回歸路（轉）

西方文明之初

在大約兩千五百年前，當中國處于春秋末年，群雄幷起、百家爭鳴的時候，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希臘文明也突然興起。當中國涌現出老子、孔子等智者的同時，希臘也涌現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也許這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但是這些東方和西方的智者却創造了一直綿延至今的兩大完全不同的科學體系。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一開始就說：“哲學和科學原是不分的。”實際上，希臘的這些哲學家也同時就是科學家。畢達哥拉斯是一個數學家，德謨克利特提出“原子論”，柏拉圖精研幾何學，而亞裏斯多德則幾乎是邏輯學和物理學的創始人。西方科學的發展一直到今天依舊傳承了古希臘的哲學思想。

讓我們從一個現象來看一看西方科技的特點。畢達哥拉斯有一句名言：“萬物都是數”。這種哲學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學的整個體系都是建立在數學基礎之上的，當牛頓寫下《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時，數學那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更無可動搖了。回到古希臘時代，歐幾裏德綜合了柏拉圖的幾何原理和亞裏斯多德的邏輯學，寫出了長達兩千多年也未做大的改動，甚至今天仍然是我們中學幾何教科書的著作——《幾何原本》。這本書從23條定義，5 個公理和5個公設出發，推出了467條定理。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公理本身是正確的，推理過程也是正確的，那麽得到的結論也一定是正確的。至于說公理本身爲什麽正確，古希臘的哲學家認爲這方面無需證明。當我們周圍的一些現代人嘲笑佛家弟子對佛的虔誠信仰時，不知道他們是否想過，他們所信仰的科學主義的基石其實也是一些未經證明而且無法證明的東西。

公理的來源是人的觀測。實際上我們却永遠無法保證我們的觀測就是真實反映了客觀世界的原貌。打個比方說，這個宇宙中有許多天體是不發光的，發出的是肉眼看不到的電磁波，但是人們看不到它們的存在却幷不等于它們不存在。而當人類使用各種望遠鏡將他們發出的電磁波轉變爲可見光的時候，我們實際看到的是那個星球在可見光頻譜範圍的投影。這就好比一個只能識別黑白的電視機，即使收到彩色信號也仍然要將信號轉換成不同的灰度一樣，我們只觀測到了彩色在黑白上的投影，當然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情况。也許公理也是一樣，由于某種更基本的因素造成了公理看起來是成立的、永恒的，我們看到的公理也不過是那些更基本的因素在可觀測世界上的投影，只要那些更基本的因素稍有變化，公理和由此建立的整個西方科學體系都需要大幅度的修改，甚至會轟然倒塌。從牛頓的經典力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許就是這種修改中幅度不那麽太大的一個。

文藝復興

讓我們跳出剛才那似乎是哲學範疇的討論，再來看看西方科學的發展史。公元前三世紀，古希臘被羅馬帝國征服。從那時起，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紀，古希臘的文明不但沒有發展，甚至幾乎完全毀滅。公元四世紀初，基督教在歷經三百年的迫害後成爲羅馬國教，從那時起將近1000 年的時間中，歐洲處于中世紀的教會絕對統治時期。十四世紀末，奧斯曼帝國入侵東羅馬，許多學者帶著大批古希臘和羅馬的藝術珍品和文學、歷史、哲學等書籍，紛紛逃往西歐避難。這使得西歐人有機會瞭解了古希臘輝煌的文明和藝術成就，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臘熱”浪潮迅速席捲西歐，以佛羅倫薩爲中心，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得以恢復和發展，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復興，在隨後短短500年左右的時間裏，西方科技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再次涌現出一大批科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如但丁、達芬奇、米開朗基羅、莎士比亞、培根、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海森堡等等。

數學和天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如笛卡爾創立了解析幾何，牛頓和萊布尼茲各自獨立地研究出了微積分，開普勒和牛頓則在天文學上成就非凡。這些科學上的發展從它規模和程度上來看可以說是對古希臘文明的革命，但是其本質裏仍然承傳了古希臘的哲學思想——觀測、歸納公理和邏輯推理。即使如象徵現代科學巔峰的相對論也概莫能外：因爲相對論把“光速不變”和“相對性”作爲無需證明的公理前提。換句話說，只要推翻了這兩個前提中的一個，相對論就會變成空中樓閣。

物質與能量的突破

整個科學體系一直到“文藝復興”後將近350多年的時間裏，一直沒有染指人類的生活，而是基本作爲一個獨立的體系在發展。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期，西方文明突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起因就是一個叫瓦特的人發明了蒸汽機。

在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前，所有的紡織廠都是建在山谷裏，利用高山上的水在飛流直下時産生的機械能帶動紡織機的運轉。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掌握了把熱能轉化爲機械能，從此紡織廠可以建在都市中。人類的文明也開始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變，“工業革命”正式開始。1807年，美國人富爾頓把蒸汽機裝在輪船上，結束了航運中的帆船時代。1814年，英國人史蒂芬把蒸汽機裝在火車上，開啓了陸路運輸的新紀元。到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蒸汽機已經在歐洲和北美被廣泛采用，這就是所謂的“蒸汽時代。”

1831年，法拉第發現閉合綫圈在切割磁力綫的時候，會在綫圈中産生感生電流，這也是人類第一次掌握了把機械能轉變爲電能，宣告了“電氣時代”的到來。

與此同時，西方化學史上也出現了一些劃時代的事件。1808年，英格蘭化學家道爾頓出版了《化學哲學新體系》，提出了原子作爲化學反應最小微粒的學說。對于原子之化學屬性的研究又使得蘇聯科學家門捷列夫在1869年2月做出了元素周期表。

也許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簡單的例子來看一看，爲什麽物理學和化學上的這些新發現對于人類文明的推進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人人都知道樹木可以造紙，覺得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了，不過琢磨一下會發現它背後的原因是很深刻的，這個過程同時涉及到兩個方面：首先人必須認識到構成樹和紙的基本成分都是一樣的，也就是纖維，這是對物質認識的一面；還有就是我們掌握的能量必須可以把樹木歸還成纖維，幷按照紙張的纖維排列順序進行排列，就可以生成紙。這個例子基本上還是屬于物理變化，也就是不改變分子的結構，僅僅改變分子的排列程序。如果對物質和能量的掌握更深一步，就是化學變化，改變的是原子的排列程序。比如我們可以用石油製造橡膠、瀝青、塑料等等。

對物質的探索和能量的掌握每當深入一步，人的生活都會發生很大的改變。蒸汽時代和電子時代的到來僅僅是因爲人類掌握了一種能量的轉變。化學的發展使人類可以發明合成材料。計算機的發明與其說是科學的進步倒不如說是技術的進步，因爲數理邏輯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由布爾創立，從電子管到晶體管再到集成電路的演變過程只不過是人類認識到了半導體這種物質的特性而已。

物理學的飛躍與困境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物理學出現了一次大飛躍，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開始探索原子以下的微觀世界。愛因斯坦提出了適用于微觀世界的相對論，玻爾畫出了原子的結構圖，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力學的觀點，海森堡證明了測不准原理。每一項重大發現都是對成熟的經典物理學理論和時空觀的巨大衝擊。

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不但驗證了愛因斯坦有關物質質量和能量之間的關係方程，更向人展示了微觀世界的巨大能量。然而六十多年已經過去，人類科學在認識物質和掌握能量上的突破却舉步維艱。設想一下，按照現代科學的認識，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不外乎質子、中子和電子。如果我們有這樣一口大鍋，可以把一切物質熬成“基本粒子粥”，然後再按照我們的需要隨心所欲地排列這些基本粒子，我們就可以點石成金，可以化一切腐朽爲神奇，而且就象樹木造紙那樣方便。

當然實際情况絕沒有這麽簡單，僅僅將原子打碎成基本粒子所需要的能量不啻于原子彈的爆炸。這樣大的能量對于只能熟練利用機械能或化學能的人類來說就像是一隻螞蟻要舉起一棵大樹一樣。另一方面，人類對于微觀世界粒子之間的作用力和行爲特性知之甚少，又怎能隨心所欲地操作和排列那些借助目前最大的顯微鏡也無法看到的粒子呢？

事情到了這裏還遠遠沒有結束。1927年，海森堡發現了“測不准”原理，即微觀粒子的位置和動量不能同時精確測定，因此量子力學就不能不表現出隨機性，即粒子的運動是隨機的：條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結果。該理論推翻了傳統科學和傳統哲學中强調的因果性。接著，玻爾和海森堡又共同研究出了協變原理，即在微觀領域進行觀測的科學家們所觀察到的事物與觀測者觀念和觀測手段有關。這又打破了另一個西方科學的基本信念：存在一個獨立于觀測人之外的客觀世界。

粒子物理學家前不久提出的超弦場論，認爲基本粒子的構成是一個弦，長度爲1.66*10^-33厘米，如果要拉斷這根弦則需要10^19電子伏特，這種能量相當于一個原子核裂變的100億倍。人類不得不望著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能量而徒喚奈何了。

轉換一種哲學

在十九世紀末，整個的經典物理學——從牛頓的經典力學到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已經相當完善。科學家們認爲輝煌的物理學大厦已經竣工，剩下的只有一些修修補補的小工作了。就連被公認的物理學權威開爾文勛爵也在當時的物理學年會上說：“未來的物理學真理，將不得不在小數點後的第六位去尋找了。”

然而二十世紀初，物理學的兩大突破——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却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1905年，愛因斯坦發表了《論動體的電動力學》，第一次提出了相對論的理論。與衆不同的是，在這篇文章中，愛因斯坦沒有引用任何一篇前人的科學文獻，而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創作的。愛因斯坦深受斯賓諾莎和馬赫的哲學思想影響，他自己也多次說過：“與其說我是個物理學家，還不如說我是個哲學家呢”。量子力學的領軍人之一海森堡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幷著有《物理與哲學》一書。威爾杜蘭在《西洋哲學史話》序言中說到：“各種科學都始于哲學，……科學僅能傳授知識，只有哲學才能給以智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二十世紀物理學的突破，實際上是哲學的突破。

狹義相對論打破了古老哲學中的絕對時空觀念。速度的變化（觀察者的運動）使時間具備了伸縮性，所謂“現在”的概念幷沒有絕對性。例如著名的“雙生子效應”：一個宇航員高速航行若干年後返回地球，變得比他留在地球上的孿生兄弟年輕了。1915 年，愛因斯坦完成了他的廣義相對論，突破光速極限的時空彎曲甚至可能導致時光倒流，從理論上人們可以走向過去，也可以回到未來。

量子力學則打破了人們認爲存在一個“客觀”世界的觀念，讓科學重新變成了“形而上學”。西方科學就是建立在觀測、歸納和驗證的基礎上的，如果第一環節都會因“測不准”而人言人殊、見仁見智，後續的歸納和驗證當然也就徹底失去了基礎。再往下微觀世界發展下去，西方科學已經無路可走了。

西方科學弊端和出路

在文藝復興的初期，即使包括象牛頓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也仍然對上帝心存敬畏。就在科學研究到達巔峰的時候，牛頓轉而研究《聖經》，幷說：“這最美麗的太陽、行星和彗星的系統，只能從一位智慧的、無所不能的神的計劃與控制中産生出來。”人們也發現自然界原來是如此的和諧和壯麗，其構成之精妙讓人懷疑造物主其實是一位最偉大的數學家。

然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日子却隨著科學的發展漸行漸遠了。科學上的輝煌成就沖昏了人類的頭腦，對于自然一知半解的人開始妄自尊大。康德說：“給我物質，我就能用它造出一個宇宙來。”拉普拉斯對拿破侖說：“陛下，我不需要上帝這貨色。” 尼采則宣布：“上帝已死”。自然界不是上帝造的，因此我們無須敬畏和愛惜，可以隨意“開發”、“征服”、“改造”，成了許多現代人的理念。而進化論的出現更進一步把人推離了神。

西方科學的一條指導思想是，把被研究的對象從環境中割裂出來，再進行抽象，因此其結果通常是不考慮該對象與環境的互動，也拋弃了操作該對象時對環境的影響。目前我們看到的大氣污染、溫室效應、厄爾尼諾、濫砍濫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都是現代人類利用這種思想和科學手段去“改造自然”的惡果。

沒有了永恒的造物主，沒有了最終的善惡標準的裁决者，誰擁有能量、誰擁有了權力，誰就可以爲所欲爲。這樣的思想不僅造成了人類道德上的灾難，也造成了生態上的灾難。美國科學家萊斯特布朗在他一本著作的扉頁上寫下這樣一句發人深思的話：“我們不是繼承父輩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兒孫的地球。”

面對現代科學的困境和弊端，也許我們必須轉換思維，從中國那宏大而深刻的東方哲學體系中去尋求答案了。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大約5000多年以前，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幾乎在北非、中東、南亞和東亞那幾條世界上最長的大河兩側同時崛起，各自獨立創造出輝煌的文明。

時間的流逝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謎團，在柏拉圖《對話錄》中記載的亞特蘭蒂斯文明已葬身海底；埃及那寫在羊皮和紙莎草紙上的象形文字毀于戰火；巴比倫那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淹沒于漫漫黃沙之中；瑪雅人的典籍被西班牙人焚毀；哈拉巴文化遺址發掘出來的石刻楔形文字象天書一樣無人能够辨識。這些文明的毀滅無聲無息，讓我們無法猜想是什麽樣天崩地裂的劫難將這些深刻的智慧真知一一摧毀，僅僅留下了中國作爲人類曾經滄海的見證。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波斯和古希臘的文明香火也許隨著亞述、波斯、希臘、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武力征服而相互融合，幷在東羅馬帝國保留了下來。中間雖然經過長達一千年神權至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古希臘的文明還是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入侵而在公元十四世紀從歐洲全面復興了。

古老的東西方智慧心有靈犀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第一章的開頭說道：“在全部的歷史裏，最使人感到驚异或難于解說的莫過于希臘文明的突然興起了。構成文明的大部分東西已經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存在了好幾千年，又從那裏傳播到了四鄰的國家。但是其中却始終缺少著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臘人才把它們提供出來。”

當中國正處在諸侯爭霸、百家爭鳴的春秋時期，古希臘文化也突然繁榮起來，幷誕生了許多偉大的哲學家。不可思議的是，在亞裏斯多德以前，這些哲學家對宇宙和生命的認識竟然與中國的古聖先賢們心有靈犀！

《西方哲學史》第一個介紹的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提出“萬物都充滿了神”，這與中國“萬物有靈”的說法不謀而合。

畢達哥拉斯則相信“我們被束縛在一個輪子上，它在永無休止的生死循環裏轉動著；我們的真正生活是屬于天上的，但我們却又被束縛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淨化與否定以及一種苦行的生活，我們才能逃避這個輪子，而最後達到與神合一的天人感通。”這與佛教中的“六道輪回”、“涅盤彼岸”和道家的“天人合一”何其相似乃爾！

古希臘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氣、火和水”構成的，這又與釋迦牟尼佛在古印度證悟的“四大”學說，即“地、水、火、風”生成了宇宙如出一轍，只不過提到的四種因素順序不同。

與畢達哥拉斯處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爲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說：學習要不斷進步，而修道却要不斷磨損，損之又損，最後達到“無爲”（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畢達哥拉斯與老子有著相似的看法，他曾經以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三種人，即商人、運動員和觀衆來比喻，倡導超然物外的觀察，幷說只有這種“無所爲而爲”才能達到“最偉大的淨化”，幷跳出輪回。

畢達哥拉斯認爲“身體就是靈魂的墳墓”，佛教認爲“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爲苦器憂畏無量”。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這些來自不同民族，從沒有過文化交流，但又是各自民族最爲尊敬的先知和覺者竟然對宇宙和生命有著如此類似的看法，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新約全書》上說：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軒轅黃帝也被道家尊爲“古仙”，道家供奉的天師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記述了黃帝遍曆名山、訪真問道，以至最後得道升天的故事。環顧這些文明古國在地球上締造的奇迹，從埃及的金字塔、瑪雅人的神廟、巴比倫的通天塔到已經葬身沙漠的古印度哈拉巴文化，似乎絕非茹毛飲血的原始人所能創造。翻開每一個民族的歷史，從古希臘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古巴比倫的史詩《吉爾伽美什》、古印度的史詩《摩呵婆羅多》到中國西藏的史詩《格薩爾王傳》，都是一段“人神同在”的歷史。莫非就是這些造就各個民族的主，以他們洞見宇宙奧秘的無量智慧在歷史的開篇處爲他們的子民開啓了最初的文明之門？

體證還是實證

當老子西出函谷關化胡而去，孔子哀嘆“天下無道久矣”而病歿于魯國後不久，在雅典城邦的監獄中，一位衣衫襤褸、散發赤足，而面容却鎮定自若的老人接過獄卒端進來的一杯毒藥，一飲而盡。之後，他躺下來安詳地閉上了雙眼。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他的弟子柏拉圖當時就坐在床前，親眼目睹了這一幕。

蘇格拉底這個被德爾斐神壇稱爲最有智慧的人撒手西去了，古希臘文明的香火傳到了柏拉圖的手中。柏拉圖幷不認爲真正的智慧來自于我們對周圍世界的觀測和學習，而是來自于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理念世界”。柏拉圖說，人的知識是先天固有的，幷不需要從實踐中獲得。造物主把理念放在靈魂中，又把靈魂放在肉體中，靈魂不朽而且輪回轉世。人在降生以前，他的靈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轉世爲人，靈魂進入了肉體，便同時失去了自由，把本來知道的東西也遺忘了。要想重新獲得知識就得回憶，認識的過程就是回憶的過程，是不朽的靈魂對理念世界的回憶。而至于如何才能回憶起理念世界，柏拉圖和絕大多數的希臘哲學家一樣，認爲“閑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條件。

在現代哲學研究體系中，柏拉圖的這種說法無疑是屬于客觀唯心主義，然而翻開佛經，我們却能看到這樣的論述：釋迦牟尼佛在開悟之後，觀察到一切衆生都具有智慧的種子，只是由于妄想和執著而遮蔽了智慧的光輝，從而貪染愛欲、沉淪苦海，無法證得佛果，抵達智慧彼岸。如果人能出離妄想和執著，則一切智慧自然就會出現。這難道不是可以與柏拉圖回憶理念世界的說法相互印證嗎？

東西方的智者都認爲智慧來源于自身，或者是自己的靈魂，或者是自己與生俱來的智慧種子，因此要想成就無上的智慧，就必須走一條返還本性的內求之路了。老子說：不離開家，就知道天下的一切；不用看窗戶外面，就能知道天道；離開本性越遠，智慧就越少。所以聖人不用動却什麽都知道，不用看却什麽都能看見，不用做却什麽都能做成。老子又說：芸芸衆生，只有回到他的根本，才能達到清靜；清靜才能回到生命之源；回到生命之源才能達到長久不變；知道了長久不變才會智慧明利。佛經上說：要知道，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貪著；這兩種都不是修道的正因。苦樂都捨弃了，行于中道，心則寂定，可以修“八正道”，而超出生死的苦海，圓滿無量的智慧神通。

老子的“清靜”和佛陀的“寂定”難道不是和柏拉圖的“閑暇”一理相通嗎？

傳統的東方哲學和科學思想正是源自于佛、道兩家的人體修煉，因此他們認識宇宙和生命的方法從一開始就是向內的，而不是向外的；就是體證的，而不是實證的。對外的觀測、歸納、建模、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在東方智慧中幷不占據什麽重要的位置。看一看東西方這些先知的著作就會知道，從古希臘開始，西方的哲學著作都有著嚴密的邏輯推理，概念定義也力求準確。認同了他們的概念定義和邏輯推理的過程就會認同他們的結論，這就是實證。而從《周易》到《道德經》或者《論語》，他們却與西方的實證方法格格不入，東方的覺者們根本就沒有想說服任何人，他們只是闡述自己對宇宙和生命的看法，寥寥數語，文字上下和章節之間也沒有什麽連貫的邏輯。信與不信全在讀者，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正因爲文字表面的模糊，才能在文字的裏面隱藏無數的內涵。一個商人看《道德經》可能看到的是如何經商，政治家看到如何治國，軍事家看到如何行軍打仗，老百姓看到如何做人，道士看到的可能就是出世修煉的著作，一切全憑信徒自己的體悟。這種體悟來自心靈“得意而忘言”的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既沒有必要也沒有辦法證實給他人看。

實際上，一直到柏拉圖以前，西方的科學也有很多內省的因素。然而不知道爲什麽，當柏拉圖死後，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却突然帶領著西方文明與東方的智慧分道揚鑣了。

歧途

亞裏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從這句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亞裏斯多德和柏拉圖的不同。亞裏斯多德幾乎對自然界的各個領域都進行過系統的探索、觀察和實驗，這與反對觀察和實驗，甚至以觀察爲“戒律”的柏拉圖完全相反 。雖然亞裏斯多德的方法被現代西方科學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學上做過許多錯誤的論斷。羅素說：“自迄十七世紀的初葉以來，幾乎每種認真的知識進步都必定是從攻擊某種亞裏士多德的學說而開始的。”

亞裏斯多德、歐幾裏德和阿基米德幾乎都是同時代的人。從那時候開始，西方科學似乎下定决心走上了分析和還原的路。“所謂分析，是指把真實的世界拆分成無限多的、再不可分的、彼此缺乏內在聯繫的基本粒子；所謂還原，就是將萬事萬物 ( 也包括人 ) 看作一堆堆的活動著的原子的單純叠加，一旦瞭解了一個原子的結構和活動規律，就掌握了一切。”

現代物理學已經認識到了探索“基本粒子”的不可行性，然而就算瞭解了“基本粒子”的規律，我們又需要多麽超巨型的計算機才能對那無限多無限小的“基本粒子”進行“叠加”？

《第三次浪潮》一書作者托夫勒在爲《從混沌到有序》一書撰寫的前言第一句話就說：“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們非常擅長此技，以致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

當代的一位核物理學家對于這種研究方法曾經有過這樣一段精闢的論述：科學越發達，理論越艱深，學科也就越是高度地分化，人的專業知識面也日趨狹窄。如果你問某位科學家的研究領域，他可能會說：我在化學研究院、物理化學分部、理論化學研究所、量子化學研究室、從頭計算方法研究組、從事多原子分子課題中位能面計算工作。你盡可以和他討論“從頭算”方面的問題，但倘若超出這個範圍，可能會使雙方都感到尷尬。一問，嘿然；又問，斂容；三問，正色；再問則拂袖而去。這不禁使人想起一個曾在宮廷禦膳房供職的厨師。他後來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資歷炫耀一番，命他燒制一桌宮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專做宮廷點心的。又令其制做一席宮廷點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爲他是爲做某種點心專職切制葱末的。也許當今從事各種專業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專門切葱”的。

人人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然而也許我們就在幹著類似的事。如果說，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還算是研究過“大象學”的話，近代科學家們早就分別潜心于“象腿學”、“象耳學”、“象尾學”、“象牙學”等分支了。而現代的博士生導師已帶領衆多弟子分兵于“象腿學”中的“象脚學”、“象趾學”、“象腿力學”等次級分支了。

在上個世紀下半葉，邊緣科學開始出現幷迅速發展，實際上所謂的邊緣學科無非是研究兩個或兩個以上學科的交叉領域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我們已有的知識進行整合，那也不過是把“切葱”和“和麵”的整合在一起，離真正做出宮廷禦宴還不知相差多少呢。

從有限到無限——天人合一

自然界無所謂“光”，只有不同頻率的電磁波，而人類可見的光譜僅僅占電磁波頻譜的幾十億億分之一，兩個中子星相撞所爆發出的伽馬射綫强度再高，對于人來說也是一片黑暗；自然界無所謂聲音，只有不同頻率的振動，人類只能聽到二十赫茲到兩萬赫茲的頻率的振動，唐山大地震所釋放的能量相當于400顆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同時爆炸，然而人們却聽不到那地震前振聾發聵的次聲波；人類的大腦中只有100億個記憶神經元，相比已探知的120多億光年大小而且還在繼續加速膨脹的宇宙，即使想采用“分析和還原”的方法認識宇宙，每個神經元又怎能記得住一光年以上範圍宇宙的全部信息？相比于宇宙那千奇百怪的現象，人類只有有限的五種感官——眼、耳、鼻、舌、身，我們怎能保證我們所感知的世界就是客觀世界的真實體現？是否只有我們感受得到的才對我們是有意義的？

與宇宙廣袤無垠的空間相比，地球不過是一粒微塵；與宇宙無始無終的時間相比，人類的歷史比眨眼之間更爲短暫。中國人經常講天、地、人三才，然而論天，現代科學解决不了月球這個與我們最近的星球的未解之謎，更不要說那幾十億上百億光年以外的天體了；論地，我們連地震的預報都解决不了，對地球的內核我們更是茫然無知；論人，我們連自己大腦思維的來源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說邁過生死這一關。

當現代人類窮盡心力探索宇宙的起源時，老子却在兩千五百年前講出了這個起源，叫做“道”。至于他講的“道”是什麽，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類的語言沒有確切的名詞可以表達。

《列子·湯問》記載，上古有一種大樹，以八千年爲一個春天，八千年爲一個秋天，而土壤中有一種黴菌，早上出生，晚上就死了。天池中有一種叫做鯤的魚，其廣數千里，還有一種叫作鵬的鳥，翅膀就像天上的雲那麽大，而江浦之間有一種叫做焦螟的蟲子，細微到一群焦螟飛到一個蚊子的睫毛上睡了一宿，天明飛走的時候，蚊子却沒有感覺。如果說焦螟在用“分析和還原”的方法研究鯤鵬，人人都會哈哈大笑，不在同一個時空參照系中，焦螟怎能知道大鵬鳥摶風運海，振北圖南的志向？幷不是老子不想準確地告訴我們“道”是什麽，從宇宙的尺度來看，人與焦螟有何區別？也許這就是老子爲什麽說：有一個東西在天地之前就産生了，而又從中産生了天地，我不知道管他叫什麽名字，就勉强叫做“道”吧。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渺小而脆弱的人啊，與無量無際的宇宙相比永遠都是有限與無限的關係。“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人真的想認識宇宙，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使自己的生命達到無限，達到無窮，達到“天人合一”，而這一點也只有得天獨厚的人可以做到。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家看來，人順應自然的過程就是人體修煉。

修煉文化

自從中國有了歷史，人體修煉就成了中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乃至與中國文化血肉相連。

伏羲氏是三皇之一，出世的年代比軒轅黃帝還早。《三皇本紀》上記載說：伏羲按照天地自然的法則，根據自身、鳥獸以及身外之物的特點製作了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此八卦從一開始就具備了溝通天地自然的奇异神通。大約三千年以前，中國的歷史正好走到殷商末年，淫亂無道的紂王聽信了崇侯虎的讒言，將西伯侯姬昌囚禁在了羑裏。西伯侯每日無事，彈琴之餘將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爲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含天地造化之妙、陰陽不測之機。姬昌駕崩後，次子姬發繼位，自號武王，拜薑子牙爲軍師，率八百諸侯會于孟津，商郊牧野一場大戰，開創了周朝八百年基業。周武王尊姬昌爲周文王。因六十四卦爲周文王所推演，故名《周易》。

《周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至爲深遠。我們知道的歷史上的預言，如諸葛亮的《馬前課》和邵康節的《梅花詩》都是從《周易》推演出來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因此《易經》也被稱爲儒家的“群經之首”。

西周末年，周幽王爲博得美人褒姒一笑而舉烽火戲諸侯，召來犬戎入侵，幽王和褒姒死于戰亂。西周都城鎬京毀于兵火，幽王的兒子平王見宮室雕敝、無處安身，傳旨東遷洛邑，開始了長達500年的春秋戰國時期。到春秋末年，諸子百家競相爭鳴，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陰陽家、名家、農家、小說家和雜家等相繼出現。被唐玄宗尊爲「大聖祖玄元皇帝」的老子就在這時留下了“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的《道德經》。

在孔子誕生前幾年，迦毗羅衛國太子悉達多在古印度出世，十九歲時爲求清淨寂滅的解脫而放弃王位出家尋師訪道，後在一株菩提樹下歷經六年苦修，降魔成道，創立佛教普渡衆生，號釋迦牟尼佛。佛陀圓寂大約200年後，孔雀王朝崛起，阿育王大興佛教幷大力向國外弘揚佛法，僧侶使團甚至遠赴埃及、叙利亞、緬甸和中國。傳說秦王朝也接待了一批傳教的僧侶，但以法家治國、“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的秦始皇畢竟未能承認佛教在中國的合法性。轉眼又過了將近300年，至東漢永平年間（公元65年），漢明帝派蔡景等十幾人到西天求取佛經，在月氏國（阿富汗）遇到東來傳教的兩位印度高僧大德——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就一起將佛像和佛經用白馬馱至洛陽。漢明帝龍顔大悅，在都城洛陽外爲兩位印度高僧建立寺廟，因紀念白馬馱經而名之曰“白馬寺”，至此佛教中佛、法、僧三寶在中華方始齊備，白馬寺也被佛教稱爲“釋源祖庭”。

從那時起，一直到無神論在大陸被以暴力推行之前，中華大地上一直是儒、釋、道三教幷存，而儒家的《易經》，道家的《道德經》和佛家的經書都包含著對宇宙的深刻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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